虽然罩在金融改革试点的“金帽子”之下，但温州的中小企业却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这个时点，谁还愿意把钱投向实体？！”不少凭借中小企业发家、而今已过知天命年纪的温州企业家们向羊城晚报小编感叹：企业已沦落到“为银行和工人打工”的境地。钱难借、利润低、市场差以及吃不到政策利好已经成为他们讨论最多的话题。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这不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大环境下实体经济共同面临的生死难题!”
A:“活着的企业身体也欠佳”
外忧内患倒逼中小企业
“活着的企业身体也欠佳”，知名的“打火机大王”黄发静这样向羊城晚报小编形容他涉足的行业。
打火机曾是温州的城市名片，“这个行业最辉煌的时候是1996年到2000年之间，那时候集中在鹿城和瓯海的打火机企业就多达四五百家”。现在打火机企业能存活的还有多少家？黄发静并没有直面回答，只告诉小编，当前入行业协会的企业有117家。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周德文则更为悲观，“实际存活的可能不到100家，真正运作的可能也就40来家”。
“这不是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整个大环境下实体经济共同面临的生死难题”，温州服装商会会长、奥奔妮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晨爱估算，温州的服装行业正在以每年10%以上的增速“死掉”。用他的话说，大部分服装企业也都是表面上撑着。
“当前的困难太多了。”黄发静说，金融危机及欧美主权债务危机导致了国际市场的萎缩，而劳动力成本的加剧，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融资难等困难是束缚这个行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同时，温州又面临自己的个性困难，“2011年借贷危机之后的后遗症一直都在，一批企业深陷银行联保和互保的泥沼中，社会不讲信用的情况在泛滥”。
“信用的缺失，除了表现为借钱难以外，现在连供应商都不接受货款拖欠了，催得特别紧”郑晨爱说这让原本就资金紧张的实体企业更加“雪上加霜”。
谈起服装行业，郑晨爱的忧虑并不比黄发静少，“欧洲的市场今年情况特别差，汇率不稳定让外部市场难成气候，国内经济下滑让内销很吃力”，他说，现在基本上看不到对于企业利好的消息，倒是对于这几年钱难借、利息高、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深有体会。
B:实业利润“薄如刀片”
企业利润不够还利息
“实业利润薄如刀片。”周德文在接受羊城晚报小编专访时分析道，即使现在企业借得到钱，也是在为政府、为银行和工人打工。他给小编算了笔账，以最便宜的银行借贷来算，一年期的借款实际综合成本也在1分左右，“现在的企业利润都没有利息高，温州实体经济的平均回报率还不到3%”。
企业利润为何压缩得如此严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原材料的上涨以及赋税的重担都是压榨企业利润空间的因素”，黄发静表示，温州地区的工人工资正在以每年15%左右的速度递增。从事服装多年的郑晨爱则告诉小编，除了工资，企业还要负担起员工社保、培训和安置。服装行业的工资已经连续5年上涨，7年翻了一番，但是他也反问道：“我们的利润呢？”据他的估算，温州服装行业超过60%的企业目前是不盈利的，“都在缴税纳税和还银行的利息”。
“现在2000元，在温州很难再招到一个普工了，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更缺”，现实中的招工难，大学生就业难让黄发静有些困惑，政府是不是应该适时做一些引导，既能解决就业压力，也让人才回归实体经济。作为温州打火机行业协会会长，黄发静忧虑的，则是这个行业的未来，“这个行业就像得了一场流行病，自身抵抗力强的，即使染上点病还能活着，但自身条件差的，就倒下了”，而面对这场“瘟疫”的扩散，企业家们却束手无策，解决之道也是“企业所不能及的”。
C:“银企关系到了最差的时候”
鱼水关系变成“水煮鱼”的关系
银行的授信标准越来越高，而企业的资产则一直在缩水，抵押物不足让银行对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关上了一扇门。“银企关系已经到了最差的时候”，周德文直斥现在连银行都开始不讲信用，以续贷为条件劝说企业提前还贷，企业还上了，银行却拒绝对其发放新的贷款。
以往企业与银行的鱼水关系，在民间借贷危机后的信用危机时代，成了“水煮鱼”的关系。一名在苍南从事无纺布袋加工的小企业主甚至告诉小编，他眼中的银行从来都不是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没有厂房这类的抵押物，在温州你想要靠信用贷款，那就是天方夜谭”。
当银行为企业关上一扇门时，民间借贷也没敢为中小企业打开一扇窗。温州人对于现金流的渴望，处处可以体现，二手房交易的急售、商铺的急转，往往都有一个备注，“一次性缴付所有费用”。
这让中小企业在民间融资更加举步维艰。政府设立的民间借贷中心门庭冷落，“这也在预料之中”，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政府原意是想将民间借贷“摆上台”，但既收费又缴税的方法，让多数精明的温州人望而却步，“最为关键的是，经历了民间借贷危机后，温州人已经没有钱了”。
D:“连真正的国民待遇都未能享受”
企业家开始逃离实业
“虽然屡屡提出要抓实体经济，抓中小企业，但事实上中小企业却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回报期长、利润稀薄以及企业家自身压力过大，周德文说做实业的苦恼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逃离实业，很多人关了厂子选择靠房租为生。
“我跟底下的人一直有交代，接单不需要考虑高利润，只要厂子还能赚点，员工还能活就行”，黄发静说在当前的环境下，再去计较较高利润已经显得没有意义，“到了我们这个年龄，还图什么，没有关掉企业，只是还想继续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责任”。
关于中小企业在温州的未来，黄发静直言自己心里没底，他说信心也是要有条件的，而在他看来，在民营与国有的博弈期间，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中小企业甚至连真正的国民待遇都未能享受。
郑晨爱说，现在服装企业多数处于“理不顺”的状态，大家都在勉强撑着观望，希望明年的下半年外部环境好一些，企业能够好转，“如果等不到新的政策支持，企业也想不出什么积极办法，那必然又会有一批企业集中倒下去。”
“企业也不能依赖政府，更不能盲目听从一些战略性引导口号，企业应该要有自己的正确判断与主见，要认清形势自救”，在当前环境下，黄发静说所有的抱怨已经无济于事，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各方都需要反思，“政府的经济政策要有延续性，不能太短命，不能情绪化，”对于企业则要做适合自己的市场产品，努力使自己走出困境，“没有创新，无法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管理水平的企业，最终的结局还是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