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人民在征服自然界的斗争中，为人类物质文明建立了很大的功绩，纺织业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我国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一件件纺织文物，是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的最好见证。如早在5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就已用骨针引线，缝制兽皮衣服以抵御寒冷；又如从已出土的最早的葛布残片表明，我们的祖先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开始用葛纤维织出用于衣着的葛布来；再如在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发现的半个切割过的蚕茧，以及4700年以前的丝织品，表明我们的祖先在那时已能利用蚕的丝进行纺织，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经纬密度各为480根/10cm)；就在这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也开始用毛纤维制成毛布和毛毯用于衣着和御寒。仅从以上几例就可说明：无论从织造原料或织造技术来说，我国纺织都具有悠久的历史。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人类与自然作斗争的实践中，纺织生产技术和产品品质不断得到提高和发展。
在奴隶社会的商周时期应用苎麻纺织已很广泛，《诗经》中就有“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东门之池，可以沤苎”，“是刈是濩，为絺为绤”等的记载。从殷墟出土的铜觶和铜钺上的菱纹及回纹丝织物残痕可知，商代已有提花技术。
到春秋战国时代，经线起花织锦技术已普遍流行。从战国楚墓中出土的文物中出现了花纹比较复杂的对龙对凤纹锦。
在距今2100多年的马王堆一号墓中也发现了绒圈锦织物（我国漳绒和天鹅绒的前身），这种织物是用提花机控制上万根经纱织成的。此外，墓中还发现一件质量仅49g的素纱单衣，单位面积质量仅10多克。这些都说明我国的织造技术很早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在织造工具方面，商代已普遍使用踞织机（操作者坐在地上或竹榻上织造）。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脚踏织机。西汉昭帝末年，织造工具有很大改进，劳动人民陈宝光之妻改进了提花方法，提高了织绸质量，节省了工时。魏文帝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马钧将花楼提花机进一步革新简化为十二综、十二蹑，为丝绸织造技术作出了贡献。
到了唐宋时代，不但创新了色彩华丽、质地坚韧的丝绒，而且缎纹地的锦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清明时代，革新家黄道婆为棉纺织技术的改进和推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使松江地区成为当时最大的棉纺织中心。北京定陵出土的文物表明，明神宗时期的衣料织制精巧，图案繁多，其中以织锦和双面绒尤为精致。
我国的纺织品特别是丝织品在世界上一直享有盛誉。远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我国的纺织品就传到了西亚和东欧。秦始皇时有人东渡黄海到日本传授织绸技术。汉武帝时（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携带了大量丝织品，促进了中外丝织技术交流，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使我国丝绸织品源源向西方输出。纺织品的输出到隋唐时期达到高潮，出口了许多水平很高的锦、绫、绮等不同织纹结构的丝织品，以及各种印染加工很精美的丝绢、棉布等纺织品。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我国从广州向欧美出口的南京布（松江棉布和江浙一带的紫花布）就有330多万匹之多。
19世纪4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开始采用机器生产，但由于清王朝的腐朽没落和帝国主义经济的入侵，发展极为缓慢。当时虽然兴建了“甘肃织呢局”“上海机械织布局”等企业，但规模不大，而且都被控制在封建官僚手中。甲午战争后（1895年），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在我国开设纺织工厂。据统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纺织工业中的外国资本超过本国资本很多，由此可见，我国近代机器纺织工业一开始就受到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垄断。
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纺织印染工厂全部被四大家族所接收，成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作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控制全国纺织工业的官僚资本垄断机构，我国纺织工业陷入了新的困境。就棉纺织工业来说，解放前夕，全国仅有500万纱锭，不到7万台布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