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债危机不断冲击欧元地位、美国经济缓慢回升之际,我国企业在内外需求不足引致产能过剩的悲观情绪中缩减了投资规模,受此影响,我国今年一季度GDP的增长速度为8.1%,CPI同比上涨3.8%。受到房地产调控与汽车销售下滑等因素影响,我国二季度GDP的增长速度下降为7.6%,CPI同比上涨2.2%。其中,6月份我国的CPI创29个月来新低,PPI连续4个月负增长等宏观数据引起了总理、企业家到普通老百姓对经济下滑的担忧。
其实,中央对今年我国的经济形势判断早在去年年底就相对谨慎乐观。去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在今年两会上,温总理也提出,今年我国GDP增长速度目标保持在7.5%左右,今年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管理创新等多种方式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3月底,国务院提出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想法以后,中小企业对资金的渴求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为了从货币制度上根本满足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央行还分别于6月8日和7月6日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即所谓的非对称降息。
尽管如此,我国企业对未来的发展信心依然低迷。今年1至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4525亿元,同比下降1.6%。这是我国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出现负增长。同时金融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也出现下滑趋势。这些不太乐观的宏观经济数据公布后,中央立即把稳增长作为今年我国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与之相应的是,国家发改委的项目审批速度也略有加快,仅仅5月份就有200个项目通过审批。
在中央对宏观调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后,这种悲观情绪似乎还在发酵,在笔者看来其实大可不必。根据中央采取调控措施的力度、我们的计量判断以及7月份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创下5个月以来最高的表现来看,我国经济在经过2009年四万亿元刺激投资的过度扩张之后,已经平稳地回落到了适度增长区间,即所谓的经济软着陆。我国经济有望在第三季度开始反弹。从GDP的季度预测来看,我国第三季度GDP增长速度有望达到8.3%,第四季度GDP增长速度有望实现8.5%。全年来看,今年我国GDP增长速度将在8.2%左右。同样的,我国第三季度CPI增长速度为2.2%,第四季度增长速度为2.9%,全年增长速度为3%左右。我国全年的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PPI)也将仅仅同比下降1.2左右。
因此,签于第三季度CPI、PPI都在带动GDP回升,所以有关我国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不能给世界经济做出更大贡献的“唱衰中国论”将不攻自破。
下半年中央发展经济的政策偏好 从形势发展需要来看,下半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将逐渐从以运用货币政策为主转入以运用财税政策为主。理由有两个:
第一,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以服务好实体经济为前提,只有服务好实体经济才能实现我国稳增长的目标,而就货币政策与财税政策相比较,后者比前者更能通过服务于实体经济来调整产业结构。2010年,我国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为3.9%,第二产业为57.6%,第三产业为38.5%。目前,从调整经济结构的时机来看,我国目前处于重工业化的后期,适当减少重工业的比重有助于调整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同时还不会过分降低就业。因此,加强第一产业、优化第二产业、扩大第三产业将是我国调整产业结构的明智选择。与之相应的是,发展以资金密集型为特征的重工业比较偏好于货币政策,发展以增加就业机会和知识密集型为特征的第三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等)利用财税政策更加有效。因为财税政策具有直接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所以,改变目前我国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表现为GDP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投资拉动,第一产业落后、第二产业污染严重、第三产业不发达)特别需要依靠财税政策加以引导。因此,自国务院提出“稳增长”策略之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就围绕着调整产业结构提出了结构性减税、资源价格改革等一系列财税改革举措。
第二,从经济改革的进程来看,要解决我国中央与地方、国企和民企的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等问题就必须从金融改革推进到财税改革,因为解决这类分配性改革恰恰直接关系到改革成果的共享。财税改革涉及面很广、阻力大、成本高,比金融改革难度更大。无论是增加地方财政分成比例,还是推进财政结构扁平化,都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冲突,这也是为何财税改革自1994年以来迟迟难以推进的原因所在。但是,收入(利益)分配不彻底完成就无法解决我国经济生活中日益明显的结构性矛盾,无法扩大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