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28424.71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14953.89亿美元,同比增长7.4%;进口13470.82亿美元,同比增长4.8%;累计贸易顺差1483亿美元。
具体到9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3450.3亿美元,同比增长6.3%,环比增长4.8%。其中出口1863.5亿美元,同比增长9.9%,远超此前市场5.7%的预期增速,环比增长4.7%;进口1586.8亿美元,同比增长2.4%,环比增长4.8%;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导致9月贸易顺差增加至276.69亿美元。
总体而言,相比于三季度的7月和8月,9月出口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单月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同时,进口贸易增速由负转正,这些表现的背后原因何在?是否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就此拉开了“后高”增长的序幕?
外贸增长基础趋稳 从贸易方式来看,海关数据显示,前3季度,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4989.7亿美元,增长5.9%,比加工贸易增速快3.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297.8亿美元,增长8.3%;进口7691.9亿美元,增长3.6%,占我外贸进口总值的57.1%。同期,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9829.4亿美元,增长2.2%。其中出口6309.4亿美元,增长3%;进口3520亿美元,增长0.9%。
但是,具体到9月,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一般贸易和以进料加工为主体的加工贸易,而是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的变动。与一般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大约3个百分点的同比增速相比,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同比增速高达73.3%。其中,物流货物出口同比增速更是高达136.6%,物流货物进口同比增速也超过了50%。而且,除增速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的作用还体现在绝对量上。9月同比增加的201.9亿美元的贸易额中,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贡献了59%,远超一般贸易的25%和进料加工贸易的15%。
而且,海关总署于9月28日公布《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措施》,从改进海关监管和服务、推进海关业务改革、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以及维护公平贸易秩序、营造健康发展环境5个方面推出了16条具体措施。涉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的有:口岸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所在地海关实行7×24小时预约通关;进一步简化加工贸易内销手续,支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开展自产内销货物返区维修业务,对B类及以上企业全面推广实施“内销集中办理纳税手续”措施;企业在提供有效担保条件下,可在内销当月办理集中纳税手续,简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二线进出区手续,扩大进出区“两单一审”业务改革试点范围等。因此,可以预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在四季度可能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外拉内推带动增长 除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物流货物快速增长、节假日安排和基数效应外,9月我国对外贸易的良好表现可能还得益于外部市场拉动和内部政策推动的双重作用。从外部来看,9月6日,欧洲央行推出冲销式购债方案(OMT),该方案成功消除了投资者针对欧元和西班牙国债的恐慌情绪,稳定了整个欧元区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美国9月中旬推出的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预计会通过提高国内货币供给和降低货币需求的方式,降低国内利率,刺激投资和内需。同时,在人民币兑美元保持高度稳定的前提下,QE3引发的美元贬值还会带动人民币贸易加权汇率贬值,刺激外需。与此相对应,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连续3个月回升;美国ISMPMI指数在9月也出现近2个点的大幅回升;我国9月的PMI为49.8%,比8月回升0.6个百分点,接近50%的临界点,为今年5月以来连续4个月回落后的首次回升,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8%,比8月回升2.2个百分点。
另外,中国的出口产品大多是消费品。受圣诞订单的影响,圣诞前,特别是9月,是中国外贸的传统旺季。据新华社报道,作为国内最大的圣诞用品生产基地,义乌小商品景气指数9月回到1000基点“枯荣线”上方。虽然今年9月景气指数较去年同期仍有116.55点的差距,但1009.14点已是今年第二高点,上一次小商品景气指数超过1000点还是今年4月份。
从内部来看,国务院和相关部门“稳外贸”政策的及时出台有助于对外贸易的平稳快速增长。针对我国外贸发展中面临的外需萎缩、企业经营压力加大等问题,9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出口退税进度、扩大融资规模等8项政策措施,为稳定我国外贸发展势头提供了坚强的政策支撑。伴随海关、质检、商务等部门陆续推出的相关实施细则,上述政策在帮助企业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经营效率、缓解经营压力等方面的积极效应会加速显现。
四季度,受外部市场经济形势缓和、内部刺激政策的具体落实等影响,因政策处于窗口期而压制的出口会全面释放,中国外贸可能仍将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
加速推进贸易转型 从短期来看,虽然外部紧张的经济形势出现了明显的缓解,但从长期看,欧洲央行推出的冲销式购债方案实际上是提前实施了欧元区的财政风险分担机制,让整个欧元区国家共同承担国债风险,潜在风险会从重债国扩散至欧元区整体经济。此外,美、欧、日等经济体推出的新一轮量化宽松也势必增加各国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并将美元贬值压力不断转嫁给其他国家,进而加剧全球金融动荡。因此,从未来国际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外贸的增长应该始终绷紧贸易转型这根弦,下一步可能需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需要关注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升级与贸易顺差居高不下的矛盾。前3季度,我国机电产品出口8548.3亿美元,增长8.3%,高出同期我外贸出口总体增速0.9个百分点,占出口总值的57.2%。其中,电器及电子产品出口3457.4亿美元,增长7.1%;机械设备2750.5亿美元,增长6.3%。同期,机电产品进口5752.7亿美元,仅增长2.7%。与此相对应,我国对外贸易顺差长期居高不下,1~9月累计已超过1480亿美元。尽管今年下半年以来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金额占比持续攀升,9月已经达到占总进口金额的31.7%,但鼓励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政策仍应加大力度。
其次,着力解决贸易伙伴多元化与贸易地区过于集中的矛盾。前3季度,虽然中欧、中日双边贸易分别下降2.7%和1.8%,但中美双边贸易总值达到3554.2亿美元,增长9.1%;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2888.7亿美元,增长8.1%;与俄罗斯和巴西双边贸易总值也分别增长14.2%和5%。同期,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山东和福建的外贸进出口总值分别为7156.2、4050.4、3279.4、3041.6、328.5、1789.7和1112.8亿美元,进出口值合计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80%。因此,未来仍应坚持积极引导外资制造企业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利用地区差别化来改变以往仅仅强调行业差别的贸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