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中国自身需要逐步向均衡汇率迈进，汇率政策需做相应调整；另一方面，目前来自贸易和资本流入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正在减轻
　　今年3月20日，美国有101位两党议员联署提案，希望推动国会立法，向中国施压以加速人民币升值。此前，2010年美国参议院和2011年美国众议院都有类似提案，但都没能通过奥巴马总统。实际上，自2003年以来，美国部分政客（还包括一部分经济学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愿望几乎没有停止过。只是在2007-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他们的声音才相对沉寂下来，但近年来又旧话重提，不免耐人寻味。
　　汇率与贸易差额
　　无必然联系
　　这些美国政客认为人民币被人为低估，提升了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同时削弱了别国（他们当然主要关注的是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于是中国常年贸易顺差，并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而美国则相反，由于常年的贸易逆差，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债务国。甚至还有人认为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美国的大量就业岗位被挤掉了，失业率上升。所以他们认为中国应该为他们的贸易失衡和失业率高企买单。
　　从理论上说，汇率与贸易差额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点。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宣布启动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近30%。与此同时，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从2005年的1142.69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2189.1亿美元，增长了近1倍！为什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却不减反增呢？这是因为，首先，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弹性低，即使汇率或价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需求量的改变也有限；其次，这些年以来，中国出口企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和资源成本，再加上出口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使得美国消费者无法抵挡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
　　至于美国的就业率，它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就更加遥远了。2001-2007年，美国的月平均失业率在5.2%左右，基本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同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8%。2008-2012年，其月均失业率大幅攀升至8.34%，其中2009年10月的失业率曾高达10%，创1983年7月份以来历史最高值。同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9%。
　　美国处理经济问题工具箱
　　几乎见底
　　美国经济目前的困境是多方面的，而处理问题的工具箱却几乎见底。除了庞大的贸易逆差和高失业率，还有庞大的财政赤字。美国今年年初国会参众两院达成协议，使美国财政暂离“财政悬崖”。这也意味着美国的财政政策失灵。
　　货币政策方面，2008年底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0~0.25%，意味着常规的短期利率政策也走到了尽头。以研究危机经济学闻名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启动了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2008年10月份启动的QE1，到2010年11月份启动的QE2，再到2012年9月份的QE3，量化宽松政策已过三轮，但成效甚微。2012年美国经济虽出现温和的复苏（GDP增长2.0%），但全年失业率仍然维持在8%左右；今年1、2月份失业率分别为7.9%和7.7%（美联储认为的自然失业率大约在5%~6%）。今年1月，美国贸易逆差增至444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逆差为278亿美元，占其全部贸易逆差的一半还多。
　　根据美联储的申明，只要美国失业率高于6.5%，而且1至2年的预期通胀不超过2.5%，同时较长期通胀预期良好受控，美联储将不会退出QE3。长期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引来日本、欧洲多国效仿，也引来国际社会的一片指责。面对财政货币政策双重失灵，就业压力加大，国内民众不满增加，美国的政客们不得不转移注意力，老调重弹。不过，早在几年前，香港文汇报就曾经分析过美国政客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有“一箭三雕”的图谋：一是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削弱中国产品竞争力，配合美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二是通过人民币升值稀释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减轻其债务负担；三是通过干预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崛起。
　　靠汇率这味药无济于事
　　但是美国经济出毛病的内因是其经济结构的问题，靠人民币汇率升值这味药是救不了的。
　　首先，就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像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中国的贸易顺差对应的是国民的过度储蓄，美国的贸易逆差对应的是美国国民的过度消费。要改变这种经济结构的失衡既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单方面就能成功的。
　　其次，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那些受影响的制造业也不会如美国所愿转移回美国本土，却很可能转移至其他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2012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
　　但是战后几十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正是通过经济全球化，把附加值低、资源消耗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保留下附加值高、对环境损害小的高科技产业，并通过定价权获取巨大的好处，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是美国一手造成的，如今要打破这种格局谈何容易！所以说，在既有国际产业格局下，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是不现实的。
　　今年2月12日，奥巴马在其发表的第二个任期首份国情咨文中，围绕促进经济增长重点推出了创建新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对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建设，创建能源安全基金，削减能源消耗发展清洁能源等措施。但这些政策措施没有触及到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本——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即使这些措施能对美国就业率起作用，恐怕全部实施至少要10-20年的时间。
　　来自资本流入的升值压力
　　正在减轻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的艰难推进，美国政客们还会时不时地拿人民币汇率说事，毕竟要求别人改变总比自身改变来得容易，我们必须学会淡然处之。对于中国而言，汇率制度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中国政府有权选择适合中国发展阶段的汇率制度。
　　中国正在承担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部分责任，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工具。一方面，中国自身需要逐步向均衡汇率迈进，汇率政策做一些相应调整是必需的。未来让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完善，波动幅度适当大一点，都是必要的，但短期不可能大规模调整，否则将面临较大风险。当资本项目具备完全放开条件的时候，我们自然可以实现汇率自由化，到时候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就得市场说了算。
　　另一方面，目前来自贸易和资本流入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正在减轻。2012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38667.6亿美元，增长6.2%，增速比上年回落16.3个百分点，首次低于年初10%的预定目标。
　　资本项目方面，资本流入开始减速，对外投资开始加速。2012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17.2亿美元，同比下降3.7％，这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首次下降。
　　与此相反，2012年我国对外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6％。其中，对俄罗斯投资增长117.8％，对美国、日本、东盟、中国香港的投资分别增长66.4％、47.8％、52％和32.9％。而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由27亿美元增至746.5亿美元，年均仅增长26.9%。
　　由于外贸顺差和资本流入增速的下降，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速也已经明显放缓。2001-2010年中国外汇储备年均增速33.23%，2011年降至11.72%，2012年继续下滑至4.10%。只要外汇储备不显著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