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阿迪达斯在华唯一的工厂将在今年10月撤出中国的消息再次触动了中国制造的神经。业内人士分析称，阿迪达斯等外资品牌工厂的撤出是源于国内成本上升，属于正常经营决策，不过，其撤出也在另一层面提醒中国“世界工厂”地位岌岌可危。后期，中国制造业不能再继续倚重低成本来生存，专注产业升级才是日后发展的硬道理。
　　近日，阿迪达斯在华唯一的工厂将在今年10月撤出中国的消息，再次触动了媒体及业内人士的神经。尽管近几年跨国公司生产线转移的消息屡见不鲜，但在上半年国民经济及外贸增速均破“8”的背景下，此消息还是让人们对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的忧虑升温。“生产线向成本低的地方转移，这很正常。”对此，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服装部主任胡敏表示。
　　和胡敏一样，大部分业内人士指出，成本上升过快是导致目前跨国公司生产线外迁的主要原因。但他们同时也强调，这不意味着我国要放弃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长远来看，我国的竞争优势依然明显，提升我国整体的竞争力，还是要依靠产业升级。
　　“阿迪们”撤出实属正常
　　“阿迪达斯这类工厂一般对面料要求高，而对缝制等工艺要求相对偏低，成本就显得很重要。”胡敏表示，鉴于中国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像阿迪达斯这样的企业转移生产线属于正常现象。
　　事实上，阿迪达斯的外迁并非个案，早在2009年3月，耐克就关闭了位于江苏太仓的在华唯一鞋类工厂，工厂迁至越南生产；内地内衣上市企业黛丽斯2011年表示，打算将部分高成本生产线迁离中国，扩大在泰国的生产，并在柬埔寨投资新厂房。最新消息显示，星巴克也于近日表示准备关闭其中国工厂，把陶瓷杯生产转回美国……
　　“不必对耐克、阿迪达斯这类企业关闭在华唯一直属厂反应过度，因为这些跨国品牌商主要业务是经营品牌而非制造，产品多数出自代工厂而非寥寥可数的直属工厂。”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
　　中国服装协会秘书长王茁也指出，“在中国生产成本、周边成本不断上涨的趋势下，像阿迪达斯这样国际化运作的企业选择一些用工成本较低的国家建厂是符合国际大环境和企业需求的”。
　　有资料表明，目前阿迪达斯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超过10亿欧元。今年一季度，阿迪达斯全球销售收入增长14%，但毛利润率却下降了0.7%。尽管总体销售收入在增长，利润率较高的零售业销售收入也有所增加，但仍不足以抵消增加的投入成本。
　　“对耐克和阿迪而言，中国制造的性价比已经不具备优势了。”行业分析人士称，作为国际大公司，阿迪达斯的供应链体系较为敏感，一旦某个市场的供应优势不再存在，自然会被逐出供应链。
　　成本优势难以为继是主因
　　“出口产品成本居高不下，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杭州国际服装城董事长姜际春说。和他一样，不少业内人士都认为，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或是阿迪达斯等品牌撤厂的主要原因。
　　据某外资机构的研究报告，目前，中国纺织品制造企业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188欧元-300欧元，而孟加拉国只有80欧元左右，越南也不到120欧元。中国的平均劳动力成本是东南亚国家的两倍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最低工资，中国还有强制性的保险等福利支出，加上这些工资成本还要上浮40%-50%。有报道指出，像印度这样的新兴制造业市场，除了工资也有统一的福利支出，不过这项支出要么被无视，要么最多占到工资的10%。“一年工资成本就上涨了百分之二十几，连续两年的上升真让企业吃不消，出于利润的考虑，有时候企业有了订单也不敢接。”宁波一家服装加工企业的负责人对小编说。
　　在成本上升压力的影响下，我国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在欧洲、日本、美国的市场份额，也出现明显下降。
　　海关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纺织品、服装、箱包、鞋类、玩具、家具、塑料制品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日本进口的同类产品中市场份额为63.3%，回落0.4个百分点。而同期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国的同类产品在日本市场的份额分别提升了0.7、0.2和0.2个百分点。
　　对此，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认为，在中国的经济转型战略中，产业升级是很重要的一步棋，甚至能够决定结构调整的成败。“中国制造”变贵只是一个开始，成本上升是中国的长期趋势，但不论是发展新产业还是改造老产业，都无法绕开城市的高成本。
　　业内人士预计，随着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步伐进一步加快，会有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生产线向东南亚国家甚至本国转移。
　　新竞争优势尚未形成
　　“前有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后有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业内人士指出，在成本优势渐失的情况下，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中国与“世界工厂”渐行渐远。
　　对此，梅新育表示，我国制造业生产和出口的竞争力并不仅源于低成本，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以及较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等优势也是其他国家短期难以具备的。但他同时表示，降低对“成本优势”的依赖将是我国面临的长期任务。“现在必须抓住有限的时间实现产业升级，寻求产品和生产工艺在技术上的突破。”受访专家普遍认为。
　　不过对于中国内地能否从这次外资制造业撤离潮中实现由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向更高端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一些专家仍持有保留意见。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刘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很难像过去的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一样轻装上阵，将外资留下的低端劳动力转向高端。”刘璐认为，目前中国既要考虑产业升级，也要考虑吸纳这部分劳动力。
　　胡敏也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都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过早把这个优势拱手相让显然不可能，但一味强调转型升级也值得商榷，毕竟有些小企业并不具备转型升级的实力。“目前企业‘走出去’，主要通过收购国外的中小品牌，借助其先进的设计理念及技术，从而改进自身的产品。但欧美经济不景气，企业‘走出去’之路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顺利。”姜际春表示。
　　针对上述情况，胡敏建议，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倡导有实力的大型企业转型升级，放弃一些低附加值的产业，打造自己的品牌；另一方面，还应该适当保留一些低端产业，有针对性地引导企业提升质量，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